我不是一个游戏玩家，我甚至都不能清楚地表述“游戏玩家”这个头衔意味着什么。

游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，从8岁起我就开始玩超级玛丽大乱斗了，我有一个PS2，Gameboy和一台Xbox。曾经每天我都要花好几个小时玩游戏，挑游戏，买游戏。

但在13岁的时候，我就不再这么热衷于游戏，我的男性朋友越来越少。而当我独自一人在家玩游戏的时候，我发现我没有办法代入自己。也许就是在那时，我体内的女权灵魂开始觉醒。我更想要一个有趣的，和我有关的故事而非单纯的游戏。我开始寻找封面上有女性形象的游戏。

但是我却把GTA带回家了。

从那开始，我就决定把自己当成一个女权主义者而非游戏玩家。对我来说，这两个头衔是互相排斥的。身为一个处在性别歧视下的少女，我必须做出选择——为了我的自我价值我愿意放弃什么?

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惊人的发现：游戏就是性别歧视。当然最近我知道了游戏不全是性别歧视。现在我们来谈谈那些女性游戏制作者吧。她们中的代表就是Zoe Quinn。

在与Dante(男)的一次谈话中我了解了Zoe Quinn。她最成功的一部作品就是“抑郁症患者”。这是一款第二人称视角的自由冒险类游戏。玩家可以扮演一位抑郁症患者。在这个游戏中，一些正常的选项——向他人寻求帮助等，都被用红线划掉了。你可以看见这些选项，但你永远无法选它们。也许这就是抑郁症患者的内心吧。

我坐下来开始玩这款游戏，很快这款游戏就让我震惊了。这不仅仅是一款女性制作的游戏，而且不包含性别歧视。更重要的是，它为我讲述了一个全新的故事。

对我而言，独立游戏不像马里奥系列也不像使命召唤系列那样注重操作与画面。它更在意的是游戏的氛围。

然后Dante又给我推荐了“回家”这款游戏，这次我扮演一个找妹妹的姐姐在空屋子里游荡。整个游戏的目的性并不明确，需要玩家进行自主探索。然后我们又玩了“传送门”，这是一款物理游戏，配上一个毒舌的指导员。同样，这款游戏也是以女性角色为主角的。不过通常人们将女性主角描述成游戏的败笔。“传送门是个好游戏，尽管它的主角是女性。”

在这之后我就开始考虑重拾游戏了，我买了新的游戏机，注册了一个steam账号。我在网上fo了Zoe Quinn和其他女权主义者：游戏记者Jenn Frank，游戏开发者Brianna Wu还有流行文化批评家Anita Sarkeesian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