入院第一晚，阿明住在一间专门病房里，三楼4号小室，睡着他们一家，还有三名班委和一名接待。他哭了一夜，想跟父亲说话，父亲拒绝回应他的恐惧，只重复着一句话：“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既安之，则改之。”

“那一个晚上，我特别恐惧，感觉世界都塌下来了。”阿明说。后来他才知道，整晚的一切都被班委记录下来，如果他提到“想离开”，或者情绪激动，这些都会被汇报上去，他也会被再次送入13号室。

与阿明同年入院的张楠，同样屈服在13号室里。他在家里看电视，父亲带着几个人把他按在床上，打了镇定剂，塞进车里，送进了网戒中心。从13号室里出来，这个法律意义上已经成年的男孩告诉母亲，他要离开这里。话音刚落，几个大汉又把他抬进了进去，他还没来得及说清楚里面发生的一切。

关于“治疗”的疼痛，总是有两种完全对立的说法。

“生不如死，很痛苦。”阿明说：“如果在做的时候可以选择死，那一定是选择死。手不能控制得扭曲，像蛋卷一样。”

比电手更痛苦的是电击头部：“脑袋里嗡嗡的，嘴里根本发不出声音。”在这个安静，封闭的13号室里，“接待”们需要按住接受被“治疗”者的手、脚，用纸巾捂住他的嘴。遇到反抗激烈的新人，七、八个“接待”还会把他抬进13号室，这被称为“起飞”。

一位曾任家委的父亲对孩子的改变很满意。他说，孩子在日记里写道，“治疗没有拔牙疼”。他承认自己没有亲眼见过儿子做“治疗”。

杨永信对此的解释是，每个人有个体差异，承受能力不同，“就像打针，大部分人打完了没事，有人就会晕针。”他说自己腰不好，也会用这些仪器刺激腰上的穴位。

一位山东的记者尝试了一次，虎口消毒后，前后扎下两根细长的针，两根导线将针和仪器连接在一起，仪器通电后，手指肌肉不自然地扭曲收缩起来。他描述被电的感受：“麻，不太疼。”包括阿明、张楠在内的四位前盟友对此表示质疑，他们称自己做“治疗”时，一只手上的导线至少是四根。

“不能”与“必须”

中心里的日子固定且有规律，像是住着130个走时完全一致的钟表。

阿明必须每天早晨6点起床，15分钟内洗漱完毕，叠好被子。在经过慢跑、俯卧撑、踢腿等军训内容后，必须在早餐后集合吃药。有人会来检查，让他们张嘴，抬舌头，晃脑袋，而后是五到十分钟军姿——这是为了防止他们偷偷把药吐掉。

打扫卫生后是去大教室上点评课。点评课通常从唱歌开始——曲目是《网梦醒来》、《爱的力量》、《跪羊图》、《父亲》、《母亲》、《天亮了》和改了歌词的《常回家看看》。这里要背《三字经》和《弟子规》。